ew的小天地 「边疆时空」特木勒​ | 康熙六十一年琉球贡使海难事件重构

「边疆时空」特木勒​ | 康熙六十一年琉球贡使海难事件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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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王宫旧址

作者简介

特木勒( Temür ),内蒙古扎赉特旗人。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元史和蒙古史。先后在国内期刊《 民族研究 》《 中国史研究 》,法国Études Mongoles & Sibériennes、Centrasiatiques & Tibétaines ( EMSCAT ),北美Studies in Chinese Religions,韩国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History,日本《 アジア文化史研究 》等期刊发表论文多篇。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首次在微信公众平台发布。

摘 要: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琉球贡船在福建沿海遭遇海难,事件的经过在清朝的汉文和满文档案中都有记录,但是有多处不同,包含的信息明显不平衡。海难事件在结合汉文和满文档案的重构中展现出比较清晰的面貌。这种重构有助于说明,即使就已经刊布的满文档案来说,那些用形同豆芽菜的文字写成的满文档案,对于清代中琉关系的研究,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料价值。

关键词:康熙六十一年;琉球贡船海难;汉文档案;满文档案

一、问题的提出

清代中琉交通产生了大批档案,其中大部分是汉文档案,同时也有相当数量的满文档案。从1993年到2009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辑出版《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及《清代中琉关系档案续编》等,迄今已经先后影印出版七编,这为推动中琉关系研究提供了极大方便。但是这个《选编》系列“基本是以文书种类为主,因而忽略了这些档案在某一事件或问题中的相互关联性”。所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按照事件和时间顺序为线索,将这些档案重新加以整理,从2006年开始陆续出版《中琉历史关系档案》顺治朝至嘉庆朝多卷,更加便于研究者利用。

1996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屈六生先生发表《论满文档案与中琉关系史料》,认为“编辑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有关中琉关系的专题史料应贯彻‘以汉文为主,以满文补汉’的方针。有关中琉关系的满文档案数量虽远不及汉文档案,但因其形成年代较早,在同时期汉文史料相对缺乏的情况下,自有其独特的重要价值,不容忽视,它必将成为清代中琉关系档案史料的有益补充,使之更加完善。”他特别强调了顺治朝的满文题本对于中琉关系史的重要意义。他说“清代为了修史和存档备查的需要,将题本分六科汇抄成史书,史书的抄录,顺治年间仅抄录题本的满文部分而不抄汉文部分,成为名副其实的满文史书,到康熙初年才开始同时抄录题本汉文满文两部分,因顺治朝题本原件大多已散失损毁,所以顺治朝满文史书就成为研究历史包括清初中琉关系史不可多得的第一手史料。可以说,顺治年间有关中琉关系的史料以满文档案居多,汉文档案则寥寥无几。”1998年吴元丰先生在《清史研究》发表《新近发现的清代中琉关系满汉文档案及其价值》,介绍了他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新发现的顺治和康熙朝满文和汉文档案,其中13件满文,5件属满汉合璧,3件汉文档案。可惜的是,2006年开始出版的《中琉历史关系档案》并没有收录到这些新发现的档案。就已经刊布的档案来看,学界对于汉文档案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产生了很多论著。但是,学者对满文档案的解读、利用和研究的程度,似乎还远不如汉文档案来得那么深广。有关东亚海域史的满文档案的储量及其意义仍然是一个尚未探明的“海域”。

关于清朝皇帝,特别是清朝中期以前的皇帝批阅奏折,屈六生先生说“一般在满文奏折上用满文批示,在汉文奏折上用汉文批示。汉文奏折的作者多为汉族官僚,主要有总督、巡抚、提督、尚书等官员,比如《清代中琉关系档案选编》一书所收奏折的作者(包括宫中朱批奏折和军机处录副奏折)多为闽浙总督、福建巡抚、福州将军、浙江巡抚、礼部尚书等官员,汉文奏折内容以内地和东南沿海各省事项居多,其中有关中琉关系的史料内容丰富,数量繁多。满文奏折作者多为满族大臣,主要是驻各地将军、都统、内务府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及皇子等,内容多为北部西部边疆事务、军务和皇族事务。其中有关中琉关系的史料偶或有之,数量极少,这与满汉文在公文书中侧重应用范围有很大关系。”雍正七年(1729)军机处设立,逐渐取代内阁成为综理全国政务的中枢机构。军机处对满汉大臣章京的职责分工规定得很明确:即满章京侧重办理八旗旗务、蒙古及西北地区民族事务,汉章京侧重办理汉地行政事务以及海路朝贡国封贡事务。所以,屈先生说“有关琉球国朝贡封赏事务,均由汉军机章京办理。这正是满文奏折中反映中琉关系内容者极少,而汉文奏折中却很丰富的原因。”

我们要提出并试图回答的问题是,在雍正七年军机处设立以前的情况如何呢?内阁处理琉球封贡事务文件,似乎并没为满章京和汉章京的明确分工。那么雍正七年以前的满文奏折中可能仍然有很多有关中琉关系的重要史料。在清代中琉关系史方面,满文档案与汉文档案的关系如何?完全是汉文档案的翻译或副本吗?内容完全相同吗?如果有差异,差异在哪里?我们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即使要证明满文档案与汉文档案的内容完全一致,我们只有逐句解读满文档案并与汉文档案的相应内容进行核对,才能得出可信的结论。就雍正七年军机处设立以前有关中琉关系档案而言,我们更无从自信地说满文档案是汉文档案的副本或陪衬。本文要综合满文和汉文档案建构的是康熙六十一年琉球贡使在福州海域发生的海难事件。

二、海难事件的重构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琉球朝贡使臣分乘的两艘船只进贡,其中一只船在福州马尾附近的闽江入海口遭遇海难。请允许我们先把满文和汉文合璧的档案根据其内容分别对照援引,迻录如下:满档有而汉档无,则相应表格留空,反之亦然;如果满汉内容大体对应而内容有差异,则满文拉丁采用默伦道夫转写体系用斜体(Möllendorff System);汉文档案原文用宋体,满汉有差异,满文译为汉文则用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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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球使团的二号船于十二月初二日顺利到达,他们进入i san yuwan地方休整。这是一件满汉合璧的档案,但是这个地名以及二号船进入此地休整之事仅见于满文档案,汉文档案中则仍付阙如。这里我们要提出一个问题,i san yuwan是哪里?根据后面档案可知,满文拼写的i san yuwan有误,实际拼写应该是i šan yuwan。满文šan的笔画遗漏一撇,写成了san。雍正二年(1724)正月的《福建巡抚黄国材为琉球国庆贺使官生等到闽请旨事题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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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解读满文文本并与汉文逐句核对,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上引第33件档案满汉完全合璧。我们要讨论的是,第33件档案中出现的i šan yuwan就是怡山院,位于“闽江入海口附近的亭江镇,清代的册封使和琉球使臣会在怡山院地方为海路平安而祈祷”,是明清两代中国册封琉球使者和琉球贡使、商人进出闽江口的必经之地。徐葆光《中山传信录》和《琉球国志略》都有记录。谢必震先生《中琉关系史料与研究》谈到这个“怡山院天后宫”的历史和文物的现状。《清实录》乾隆三十七年(1772)四月甲午条记:“福建廵抚余文仪奏,琉球国难夷智汝沃等二十人及流犯比嘉徒犯保佐共二十二名,系琉球国那霸府人,前往八重山收取米粟,并配流徒二犯安插。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十七日,在洋遭风。至三月初一日飘至福建亭头怡山院地方。于三月初九日安插馆驿,照例每名加赏布、棉、酒、肉、烟、面等项,以安插之日为始。每名日给米一升,盐菜银六厘。回国时各给行粮一月,以示优恤,俱于存公银内动给请销。至该夷等所坐原船,应令自行修葺完固。派拨接贡船内水梢代为驾驶,遣发回国,下部知之。”这里记录的福建亭头“怡山院地方”就是前引满文档案记录的康熙六十一年琉球贡使二号船进入的i san yuwan sere ba(名为怡山院之地)。松浦章《清代中国琉球交涉史の研究》第五编第三章《福州的怡山院、琉球馆、万寿桥、天后宫》中,发掘并介绍了弘治《八闽通志》《大清一统志》《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和《闽县乡土志》的史料,讨论了怡山院在清代中琉交通路上的位置和作用。

琉球方面的史料也印证清政府的相关史料。《历代宝案》记录了这批使团的人员构成和所装载贡品的数量、品目,该书第12卷说:“琉球国中山王尚为进贡事。切照本国世沐天朝洪恩,遵依贡典,二年一次。兹当康熙六十一年贡期,特遣耳目官毛弘健、正议大夫陈其湘、都通事蔡垣等,赍捧表咨,坐驾海船二只,率领官伴、水梢,两船均帮上下员役共不过二百员名,装运常贡煎熟硫磺一万二千六百斤,红铜三千斤,炼熟白刚锡一千斤外,钦蒙圣恩,俞允陪臣子弟入监读书。兹遣官生蔡用佐等三员,更将土产围屏纸三千张、细嫩蕉布五十疋等物前诣福建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投纳起送,赴京叩祝圣禧。所据差去员役并无文凭,诚恐各处官军阻留,为此理合给发符文以便通行。今王府给义字第一百一十六号半印勘合符文,付都通事蔡垣等收执前去。如遇经过关津及沿海巡哨官军,验实即便放行,毋得留难迟误不便。”

这里有几件事需要说明。琉球贡物分装两船,分别为义字第一百一十七号和第一百一十八号,各装硫磺六千三百斤,红铜一千五百斤,白刚锡五百斤。头号船就是“义字第一百一十七号”船,乘坐的人员包括“正使耳目官”毛弘健、“副使正议大夫”陈其湘、都通事蔡垣和郑元良,以及人伴等,共120人。都通事蔡垣所持义字第一百一十六号为总勘合。除此以外,船上还有一个通事持有义字第一百一十七号勘合,记录了头号船的人数和主要人物的名称。不幸的是,头号船触礁沉没,这120人全部遇难,船上的表文、贡物、勘合都沉溺了。

二号船就是第一百一十八号船。除了分装的一半贡品以外,乘坐的人员包括都通事红士显、通事林宗琏,以及随船使者、管船伙长、人伴等,共计64人。在此船,通事林宗琏持有第一百一十八号勘合,记录了该船所乘坐人数和主要人物的名字。十二月初二日到达怡山院,初九日被安置于内港。在福建的清朝官员看到的勘合只有这第一百一十八号。需要注意的是,《历代宝案》记录的二号船人数为64人,而满文档案的却是86人,数目有差异。至于这个差异是如何产生的,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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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裪是多罗履郡王,同时也是满洲镶黄旗都统,只有满文档案记录了这个信息。福宁州就是后来的福宁府,升格为府是在雍正十二年(1734)的事情,在那之前一直是福宁州。林宗琏是通事,满文档案写为tungse,林是康熙六十一年随船同来的。关于梁鼎的身份,《历代宝案》记为“留边通事”,满文记录为neneme bibuhe tungse,恰好对应,而汉文档案则语焉不详。遇难的三名琉球官生,根据《历代宝案》记录,名字分别是“蔡用佐、蔡元龙、郑师崇”。

三、结论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琉球贡船海难事件的经过大体是这样的:十一月二十六日,琉球国王尚敬派遣耳目官毛弘健、正议大夫陈其湘为贡使连同贡物分装二船,同时出发。头号船120人,二号船86人,毛弘健和陈其湘乘坐头号船。

十一月三十日,头号船在福宁州附近横山洋触礁沉没,进贡表文、方物、进京使臣毛弘健、陈其湘、国子监入监官生、随从、水梢等共120人全部遇难。

十二月初二日,二号船进入怡山院,通过二号船的人报告,福州方面得知海难消息。十二月初九日,二号船上原来乘坐的随从水梢共86名,安插于内港。

“顺治六年十一月,琉球首次正式向清朝派遣使节,建立了与清朝的交往关系。”之后顺治朝和康熙朝前期的满文记录,写琉球为lio cio,直到康熙三十年改写为lio kio。对琉球的满文和汉文表述形成一套固定模式,经历了一些变化,例如 “天朝” ( abkai gurun) 、“朝贡” ( alban jafara 或 alban benjire) 等名词。即使满文和汉文档案的内容完全相同,满文档案也有助于句读汉文档案,特别是琉球贡品名称的句读。

经过对康熙六十一年海难事件过程的重构,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雍正初年有关中琉关系的满汉合璧档案中,有很多是信息不对称的。满文档案并非汉文档案的翻译和陪衬,互补的意义非常明显,应该综合利用。

【注】文章原载于《海交史研究》2015年第2期。为方便手机阅读,注释及参考文献从略。


责编:李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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